北京,中關村,緊鄰“北四環西路”北側,有中國科學院的一個住宅小區。在高過樓頂的楊樹枝葉的掩映下,小區里有東西向一字排開的三座三層住宅樓:13、14和15號樓。這三座樓始建于20世紀50年代初,雖然現在已經十分陳舊,在當時卻是中國科學院特批、特建的“特樓”。這三座“特樓”,當時是為中國科學院的一批頂級科學家特別建造的。在后來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位科學家中,就有楊嘉墀、錢學森、王淦昌、趙九章、錢三強和郭永懷6位曾經在這里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構思了我國“兩彈一星”的發展藍圖。“特樓”的住戶里,還有中國現代著名科學家貝時璋、秉志、童第周、錢崇澍、陸元九、屠善澄、趙忠堯、楊承宗、張文裕、汪德昭、陳宗器、尹贊勛、顧功敘、傅承義、黃秉維、葉渚沛、柳大綱、郭慕孫、熊慶來、蔡邦華、戴芳瀾、鄧叔群、陳世驤、呂叔湘、羅常培等人。
生物學家貝時璋先生1955年住進了14號樓,與物理學家錢三強和何澤慧夫婦住對門。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事過境遷,三座“特樓”里原有的老住戶,有的已經辭世,有的搬出住進了新居,三座老樓的顯赫身份也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到2009年,惟有106歲的貝時璋先生和96歲的何澤慧先生,依然在這里對門住著,從房屋的外觀到室內的陳設,歲月的痕跡隨處可見。
當貝時璋先生過了百歲生日之后,每逢星期三的上午,我總要在10點鐘準時來到“特樓”貝時璋先生的家。貝時璋先生是最年長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而我則是先生與院、所間的聯系人。先生還是細胞重建研究組組長,我是先生的工作助手。每周的這一天是先生和我討論工作的日子。一生中,少享受、多奉獻、進行科學研究是先生最大的快樂。百歲壽星貝時璋先生,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工作依然是他每天最快樂的事情。每到討論工作的這一天,先生總是提前到客廳就坐。我一到,隨著我的問候聲,先生也總要起身和我握手,熱情而和藹地說:“王谷巖同志,你好!”而每當工作結束我離開時,先生又總是起身和我握手,還要送我到門口,和我道別:“王谷巖同志,再見!”我是先生的學生,又是他的助手,可多年來先生一直這樣稱呼我,一直是這樣的和藹、這樣的親切。不僅是對我,對于任何人,不論是領導、同事、朋友,也不論是學生、下屬、小輩,或是來拜訪他的少年兒童,先生都無一例外地熱情問候、熱情接待。步入百歲之后,貝時璋先生還在做著兩件工作:一件是繼續對他建立的“細胞重建學說”及與之相關的重要生命科學課題,進行深入的理論探索與研究。先生說,他要把進行這項工作的思路和探索研究得出的認識作為“備忘錄”,交給研究所和國家,希望對一些科學問題的探討與發展有所用處。另一件是回顧和總結他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80年來的心得體會與經驗,以及他創建并長期領導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治所思想與實踐,先生把這件工作稱為“回憶錄”,并同樣也要把它交給研究所和國家。
貝時璋先生是我國實驗生物學的開拓者之一。從在德國留學時起,他就一直從事實驗生物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研究內容包括細胞常數、細胞再生與細胞分裂等,都取得了顯著成就。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細胞重建的研究工作,是他一生當中最重要的研究工作,首次發現了細胞的繁殖增生存在另外一條途徑——細胞重建。2003年10月10日,是貝時璋先生的百歲壽辰。在那之前,先生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主編完成了他的《細胞重建》論文集第二集,并于2003年9月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細胞重建》論文集的第一集,已于1988年12月出版,收入論文24篇,報道了細胞重建的基本情況:細胞分裂不是細胞繁殖增生的惟一途徑,細胞重建是與細胞分裂并行存在的另一條途徑;細胞重建在自然界廣泛存在,只要具備組成細胞的物質基礎和合適的環境,都有可能發生細胞重建或核重建。《細胞重建》論文集第二集收入的18篇論文,是先生從未發表過的20多篇論文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報道的是對細胞重建本質的探討,重點在于細胞重建的誘導和模擬的研究結果。這兩集論文集,收入了貝時璋先生和他的研究組1970年以后、歷時30年研究工作的主要研究論文。正是根據這些原創論文,貝時璋先生提出了一套完整理論——“細胞重建學說”,向有著100多年歷史、被視為“金科玉律”的傳統細胞學說提出了挑戰。
貝時璋先生享年107歲,他的人生跨越了整整一個世紀,經歷了幾個時代,見證并參與了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他曾是浙江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系主任、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生物教學部主任,被人們尊稱為一代宗師,為國家培養了一代代科技人才。他是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首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改稱院士),他參與了中國科學院及其學部的建立,他高瞻遠矚、倡導學科交叉,開創了我國的生物物理學和宇宙生物學。他勤勉業精,1928年25歲時獲得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學位,他在教育和科學生涯中取得的學術成就贏得他的母校的厚愛,圖賓根大學又先后為他頒發了四張博士學位榮譽證書,德國政府還授予他“惟一學術公民”稱號,他得到了舉世無雙的殊榮;在太陽系中,有一顆閃爍的國際永久編號36015的小行星被命名為“貝時璋星”,昭示著他為科學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
貝時璋先生的人生是科學的人生,他視科學為生命,他要做一個“真實的科學家”。他說:“一個真實的科學家,是忠于科學、熱愛科學的;他熱愛科學,不是為名為利,而是求知識、愛真理,為國家做貢獻,為人民謀福利。對科學家來說,最快樂的事情是待在實驗室里做實驗,或在圖書館里看書。”
人到老年,會經常回憶往事。2006年的年初,貝時璋先生對我說,他3歲時開始記事,當2006年的10月他滿103歲時,一生中100年經歷的重要的事情他都記得。我說,如果寫出一篇《清晰記憶100年的科學老人》的文章,很多人一定都喜歡去讀。聽了我的話,他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當我坐在貝時璋先生的身旁,靜靜地注視著這位從浙江寧波走出來的百歲科學老人時,腦海中會閃現出鎮海漁村里那個沉默寡言的乖少年,那個走在圖賓根大學城里、被德國同學昵稱為“Pai bub”(貝娃娃)的有為青年,以及那個在講臺上和實驗室里的一代宗師和科學大師的一個個身影。當我握著先生有力的雙手的時候,仿佛觸摸著他那厚重的世紀人生。當我聆聽他對重大生命科學問題思考的時候,我真真切切地領悟到了一個真實科學家人生價值之所在。
貝時璋先生篤實敦厚、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德高望重。他在科學上的遠見卓識和旺盛的生命力,感動著每一個和他接觸過的人。立身高處,德行高潔,自能聲名遠播。正如浙江鄉賢、唐代名重一時的詩人虞世南詩中所云:“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王谷巖
2009年10月于北京中關村
王谷巖,貝時璋先生的學生和助手,協助貝時璋先生工作,參加細胞重建的理論研究。
1940年11月生,河北唐山人,1965年畢業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生物物理專業,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任研究所科研處處長和(學科)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室主任。早年從事“視覺信息處理”研究,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二等獎”。1992年起承擔國家載人航天工程“神舟號”飛船空間生命科學實驗工作,被授予“中國科學院參加載人航天工程優秀工作者”。擔任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基礎科學與高科技專業委員會委員,出版科普圖書8種、文章近300篇和3部影視科教作品(編劇)。作品曾多次獲獎,科學說明文《眼睛與仿生學》等4篇文章,被編入各版本高初中、中專、技校和成人高考語文課本。
撰寫《貝時璋傳》的動議,始于2003年,是作為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慶賀貝時璋先生百歲誕辰的一項計劃提出的。當時,生物物理研究所所務會和貝時璋先生本人將這項工作委托由我來做。
一份傳記,不只是簡單地記載人物的生平事跡,它應展示人物在生活年代相關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風土人情等大背景下的思想、言論和行動。貝時璋先生是一代宗師、一位著名科學家,他的傳記是要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在各個科學發展的歷史時期和事件之中,去記載他的學術思想、學術活動和學術成就。因此,第一步的工作,是要進行包括社會史料、科學事件史實以及貝時璋先生的學術活動與成就、學術思想及其形成過程的搜集與考證,工作量很大,而且十分重要,前后用了三年多時間。我與先生的子女貝濂和貝德一起整理過先生的文稿,我選出了先生的所有可以用做傳記素材的文稿,并做了進一步深入的閱讀。為搜集先生在浙江大學20年的經歷,我翻閱了《浙江大學發展史》,逐日閱讀了《竺可楨日記》1~8卷,即1936~1954年19年的日記。貝時璋先生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的時間最長,因此《中國科學院發展史》和《中國科學院編年史》等也是需要仔細閱讀的。在所有的閱讀中,我都做了摘記。
2006年動筆,開始了傳記的寫作。在寫作過程中,資料的進一步搜集、核對和考證工作也從未間斷。一位教育家,一位科學家,他的學術成就的取得,反映在他的教學和研究活動中,但重要的是取決于他獨到的學術思想指導。因此,貝時璋先生的學科交叉思想、科學創新思想和建所治所思想的形成及其推進過程,就成為我深入探究與敘述先生學術成就的一條主線。
貝時璋先生選定我作為他的助手,是我的榮幸,也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讓我可以時時聆聽他對其所創建的“細胞重建學說”及與之相關的重大生命科學問題的闡釋與思考。而在傳記的寫作過程中,又讓我對先生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有了一個進一步思考和理解的過程,這同樣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
傳記應有某些過程的細節,要有傳主的個性化語言。然而,每當向貝時璋先生問起在某一時期或在某一事件中他的所做、所說和所想的時候,他經常會說:“不要說得太多,那是我們應該做的。”他更不太愿意多談他的成績和貢獻。所幸,在1991年編纂《貝時璋文選》時,應幼梅先生寫過一篇類似傳記的文章《貝時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依據的是與貝時璋先生交談所得到的資料。再有,從2000年6月12日開始到7月13日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里,貝時璋先生與貝德和朱蔓蘿夫婦陸續談了他的經歷,他們將其整理成文,便有了《貝時璋生平自述》。感謝他們三位的辛勤工作,給我提供了《貝時璋傳》的寫作框架。
也是用了三年的時間,以每個月近10 000字的進度,到2009年9月,我才完成了傳記的初稿,之后即對傳記進行進一步的修改與補充。2009年10月,貝時璋先生逝世。是年年底,生物物理研究所有了擬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舉行紀念活動的安排。為此,我即加快了初稿的修改與補充,并配上140張照片,有了在2010年9月即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日前出版《貝時璋傳》的計劃。也正是在那時,中國科學院院士工作局與科學出版社議定了出版院士傳記事宜。有了院士工作局和科學出版社的支持,《貝時璋傳》得以及時列入出版計劃并如期出版,以作為我們對貝時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永遠敬仰他、懷念他。
生物物理研究所黨委書記楊星科研究員和貝時璋先生子女,全文閱讀了《貝時璋傳》文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和建議。許多領導、同事、同學和朋友,對《貝時璋傳》的寫作和出版都給予了熱情的關注與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王谷巖
2010年5月于北京新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