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新,王志珍：嚴謹治學 追求真理——鄒承魯先生從事科研五十年
師生情誼——鄒承魯與王志新（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士文庫）
鄒承魯先生今年整80歲了，還跟以前一樣，天天上班，早上8點到實驗室，下午4點離開實驗室，周末還要看文獻，閱讀、思考、寫作......，一句話，工作幾乎是鄒先生的全部生活。只是這幾年年紀大了，按照醫生的建議增加了一點走路的時間。
鄒先生是江蘇無錫人，但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雖然在上海工作多年，他的上海話卻帶些“上海本地話”的口音，原來是在寶山縣四清時“實踐”上海話的結果。鄒先生1941年重慶南開中學畢業，1945年西南聯大化學系畢業，1947年獲公費資助到英國留學。1951年獲得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后立即回國，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工作，1971年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80年代，他領導創建了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
從鄒先生做博士研究生開始發表的研究論文到國際同行多年來對他的評價，都表明他對國際生物化學的多個領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為中國科學家在國際生物化學界占領了一定的地位。
一、豐碩的科學成就
1．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的關系
鄒先生在劍橋大學做研究生期間，在導師，當時非常有名的生物化學家Kelin教授的指導下，在國際上最早設計用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方法來研究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的關系。他發現細胞色素c蛋白經輕微水解即導致功能的喪失，單獨署名的論文發表在Nature上。
20世紀60年代以前，化學修飾方法是研究蛋白質結構功能關系的主要方法，但積累的大量數據整體上仍處于一種定性描述狀態。組成蛋白質的氨基酸有20種，不同大小的蛋白質分子可由幾十、幾百，甚至幾千個不同的氨基酸組成；當時可采用的化學修飾劑通常不夠專一，能和不止一類基團發生作用；即使同類基團也常常因所處環境不同而被同一修飾劑有不同程度的修飾。因此，對化學修飾后得到的某種生物效果很難判斷究竟是哪種基團，或在某種基團之中究竟有幾個基團與活性喪失直接有關。60年代初期相繼發表的兩篇論文解決了這個問題。一個是Ray和Koshland的動力學方法，另一個就是鄒承魯的統計學方法。前者是基于對化學修飾反應和酶活性喪失反應的動力學分析，比較二者的一級反應速度常數而對活性必需基團的性質和數目作出判斷。這一方法反應很快對速度不易測定，或反應復雜、不屬一級反應等情況無法應用。鄒先生提出的對基團化學修飾程度和活性喪失程度相比較的方法則可普遍適用。這一方法經許根俊等的實驗驗證（論文在《中國科學》發表），逐漸得到國際上廣泛采用，其關系式和作圖法在國際上分別被稱為“鄒氏公式”和“鄒氏作圖法”，并多次被國內外的一些教科書和專著詳細介紹。早期的文獻常把Ray和Koshland方法與鄒承魯方法并列；由于鄒方法的普遍適用，后來的專著中則以主要篇幅介紹鄒氏方法，而把Ray和Koshland方法列于次要地位。鄒方法的另一個優越性在于可以利用文獻中已有數據進行處理而得出新的定量信息。鄒先生在1962年的原始論文中考慮了對蛋白質進行化學修飾的六種可能的情況，結合當時文獻中已有的大量數據，針對各種不同情況逐一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在蛋白質分子中雖然常常含有多個同類基團，但其中僅有少數為蛋白質表現活性所必需。可見對于酶分子而言，其活性部位僅處于整個酶分子的有限的局部區域。這一新結論改變了當時流行的理論，并已被30年來多方面的大量事實充分證明。僅在《中國科學》發表的原始論文就被引用200多次。該項工作獲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鄒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后，發現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熒光衍生物的論文于1979年在Nature發表。
2．細胞與呼吸酶系
鄒先生在研究生期間發現，細胞色素c經提取純化后與它在細胞內結合在線粒體上相比，在配體結合性質上發生了顯著變化，這是蛋白在體內外性質差異的首次報道。后來，他又證明細胞色素b與琥珀酸脫氫酶是完全不同的物質。回國后，與王應睞等合作純化了琥珀酸脫氫酶，并發現其輔基是與蛋白部分共價結合的FAD，這是第一個被發現與蛋白質共價結合的FAD輔基。這些開創性工作的有關論文在發表50余年后仍不斷被人引用。鄒先生在呼吸鏈及其它酶系所進行的一系列工作，為我國酶學及呼吸鏈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3．胰島素的人工合成
1958年，鄒先生參與發起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如何確定胰島素的合成路線是當時尚無先例的未知問題。鄒先生負責的胰島素A和B鏈拆合研究的成功確定了遵循分別合成A和B鏈，然后將A和B鏈組合而生成活性胰島素的路線，為胰島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大貢獻。胰島素人工合成研究集體獲1981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1997年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體獎。
鄒承魯（左）領導的工作小組在做胰島素A、B鏈拆合（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士文庫）
胰島素拆合工作在1959年即獲得成功，重組胰島素的活力恢復達到了10％，但由于德國和美國的兩個研究小組也在進行胰島素合成的研究，因此這個結果必須保密；同時由于在“大躍進”期間，中國所有的學術刊物都被迫停刊，他們的研究結果不可能及時發表。直到1960年Dixon和Wardlaw在Nature上報道將被還原的胰島素A和B鏈共同氧化得到1％－2％的胰島素活力恢復之后，鄒先生他們才得以在1961年10月《中國科學》復刊后的第一期上發表了活力恢復達到10％的結果。1959年即獲得的這個成果實際上與Anfinsen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即將二硫鍵還原的核糖核酸酶肽鏈重新氧化得到活力恢復幾乎是同時完成的。核糖核酸酶只有一條肽鏈，其八個巰基的所有組合方式亦僅有105種可能性；而胰島素則是由兩條肽鏈組成的，兩條肽鏈可能以不同比例與方式組合，其六個巰基所有的可能組合方式實際上是無窮大。與單肽鏈的核糖核酸酶相比，胰島素的問題要復雜得多；所得到的活力恢復10％的結果，在本質上遠遠超過二硫鍵隨機配對的幾率。據此，他們提出了“天然胰島素的結構是所有可能結構中最穩定的結構之一”的重要結論。后來他們又改進重組條件，使活力恢復達到30％。此后，鄒先生又確定了胰島素所以拆合成功的理論基礎，即“胰島素A、B鏈本身已經含有形成天然胰島素正確結構的全部信息，并具有一定的結構，在溶液中能正確配對”，這些成果獲得1995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4．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動力學
酶活性抑制的研究對于酶作用機制研究和藥物設計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一般酶學教科書中通常只對酶的可逆抑制動力學有所論述，幾乎看不到對不可逆抑制動力學的敘述。1965年，鄒先生最早系統地提出了酶的可逆與不可逆抑制統一動力學理論。從同一模型出發，應用他的統一動力學理論就可以得到可逆與不可逆兩套動力學公式。這一理論還指出，多年來在可逆抑制動力學方面廣泛應用的底物與抑制劑之間競爭關系的概念，對不可逆抑制也同樣適用。測定不可逆抑制反應速度的傳統方法是在不同時間用各種方法停止反應，取樣測定剩余活力，根據不同時間取樣測定的結果進行動力學分析。這一方法不僅繁瑣，并且不可能測定較快的不可逆抑制反應。鄒先生設計了一種全新的連續追蹤在不可逆抑制劑存在下的底物反應過程，根據反應過程的動力學處理得到反應速度常數的測定方法。這一方法不僅十分簡便，并且用停流儀能可靠地測定半壽期為毫秒數量級的抑制反應速度。多年來與王志新一起在理論上的發展和實驗上的驗證、推廣，鄒先生的理論和方法已經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采用，幾篇有關的主要論文已獲引用500余次，特別是對可能作為藥物靶酶的不可逆抑制劑的大量篩選已經起了重要作用。以介紹鄒先生工作為主的綜述論文應邀在國際酶學領域權威叢刊Adv．Enzymology上發表。此項工作獲1993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另外，鄒先生還為我國生物學界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不少現在已經是國內外知名的科學家，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3名。自建立博士后和學位制度以來，他已培養了博士30多名，博士后8名，其中來自美國和德國各1名。鄒先生在國內外重要刊物發表科學論文200余篇。其中63篇論文2002年經檢索獲引用2681次，其中他引2387次。由于鄒先生在生物化學領域方面的貢獻，除上述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2次、二等獎4次外，還獲得1989年陳嘉庚獎，1992年第三世界科學院生物學獎、1994年何梁何利基金獎以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和科技進步獎多次。他是我國第一位應邀在有影響的國際性叢書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生物化學史部分發表自傳的科學家，他的貢獻已載入國際生物化學史冊。
二、高尚的科學道德
鄒先生不僅在科學上為我們的祖國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維護科學尊嚴的精神，反對科學界不正之風的斗志和作為更是難能可貴，更需要我們后輩學習。鄒先生多次撰文并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意見，他一貫堅持科學上的重大決策應該充分聽取科學家的意見，反對用行政手段決定科學問題。他主動地、滿腔熱情地為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展諫言獻策。他認為科學上的貢獻只能從持之以恒的、扎實的工作中取得，通過在科學期刊上公開發表的論文，經國內外科學界反復的實踐，逐漸取得國際上的公認。絕不能靠向領導作自我夸張的宣傳或利用新聞媒介謀求廉價的新聞價值而取得所謂榮譽。科學是嚴峻無情的，這樣取得的廉價榮譽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終將被時間所淘汰。自1981年以來，由鄒先生執筆，多位院士署名在報刊上發表多篇關于維護科學道德和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等問題的文章，引起有關領導、科學家和媒體的注意。鄒先生為維護科學尊嚴所做的努力，得到廣大科學界的贊賞和尊敬。
鄒先生一貫尊重別人的工作，決不在論文署名上“搭車”。前不久，《光明日報》載文描述鄒先生是“令人尊敬的”。當別人稱他是第一位基于國內工作在Nature發表論文的中國科學家時，他馬上糾正并告知，1946年李四光先生和1957年湯佩松先生都曾在Nature發表過論文。他決不接受他認為不屬于自己的“榮譽”。文章作者說那是因為他有真正的信心，太對了，《光明日報》的編者稱他是個“倔老頭”，也對了，鄒先生對是非問題從不顧自己的個人利益，堅持要以最直接的方式表達自己鮮明的觀點，確實夠“倔”的。我們是他的學生，除了跟他學做學問，更要跟他學做人，做一個真正的人，做一個有良知的科學家。
（節選自中國科學院院刊．2003，（02）：140－14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