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楊鐘健院士：救亡亦存報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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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zhàn)爭時期是中國科學發(fā)展史上一個極為特殊的階段，中國科學家們始終不曾放棄在這片土地上發(fā)展科學的堅定信念，讓中國的科學火種得以在硝煙戰(zhàn)火中頑強存續(xù)。
古生物學家楊鐘健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在戰(zhàn)火紛飛的艱苦條件下，楊鐘健團隊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第一具由中國人獨立發(fā)掘、研究和裝架的恐龍化石“許氏祿豐龍”的骨骼形態(tài)復原。這填補了中國恐龍化石研究的空白，在國際學術界確立了中國古生物學研究的獨立地位。“許氏祿豐龍”那昂然站立的骨架姿態(tài)更象征著中國人民不屈與必勝的信念。
楊鐘健（1897—1979）
陜西省華縣人，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中國古生物學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192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地質系，1927年獲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發(fā)表了《中國北方的嚙齒類化石》（德文）專著，從而在中國創(chuàng)立了古脊椎動物學學科。1949年后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后為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主任（所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 ?硝煙罩山河北平分所地質工作艱難維系
楊鐘健年少志遠，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參加過五四運動。1927年獲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位古生物學博士。
當年8月，楊鐘健用德文在《中國古生物志》上發(fā)表博士論文《中國北方的嚙齒類化石》。這是第一部由中國學者撰寫的古脊椎動物學論著。
1928年，楊鐘健回國后即在中央地質調查所（以下簡稱地質調查所）工作。1929年，他受地質學家翁文灝囑托，去山西西部、陜西北部一帶考察，歸來后作為核心成員之一參加中亞考察團和中法科學考察團，隨團前往內蒙古、新疆等地考察。其間，他目睹了美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以合作之名在中國挖掘大量古生物化石運回美國的強盜行為和中國人在中法科學考察團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又感受到中國邊境的危機形勢，憂心忡忡。
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地質工作的開展變得更加艱難。
地質調查所與協(xié)和醫(yī)學院于1929年合作成立新生代研究室，楊鐘健任副主任，專門從事古生物學研究工作。他作為骨干成員研究周口店“北京人”和一般新生代地質問題，尤其是專注于古脊椎動物學、古人類學的研究。據楊鐘健回憶，新生代研究室每年到周口店采集標本500多箱，至1937年數年間從未間斷，由于外國學者的加盟和周口店“北京人”研究的廣泛社會影響，新生代研究室一度是“地質調查所中最出風頭的一部分”。
20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侵華行徑肆意，地質調查所迫于形勢遷往南京。為了保存在北平的所址和所里的設備，尤其是為了維持在周口店的古人類化石挖掘工作和在鷲峰的地震觀測工作，地質調查所在北平成立了分所。
1935年冬天，地質調查所遷往南京后，北平分所開始發(fā)揮作用，不久后楊鐘健接替謝家榮擔任北平分所所長。由于地質調查所南遷帶走了大部分的圖書資料、礦石標本和儀器設備，楊鐘健和當時留在北平分所的同事們，開始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整理殘存的圖書、重新采集標本、布置地質礦產陳列館、保證陳列館正常對外等方面。
但是，這樣的正常工作僅維持了一年多。“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后，分所工作難以維系，形同虛設。因北平研究院與地質調查所有多年合作，關系密切，楊鐘健起初想利用北平研究院作掩護，保護地質調查所在北平的圖書、礦物等資料，但收效甚微。后經多方努力，他利用協(xié)和醫(yī)學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關系，將地質調查所在北平的部分資產轉移到協(xié)和醫(yī)學院，以期獲得短暫的保障。
與此同時，翁文灝、黃汲清等地質調查所同仁紛紛給楊鐘健寫信勸他南下，因怕信件被日軍截獲，黃汲清給楊鐘健的信件是用德文寫的。楊鐘健收到信后，一邊在北平過著精神緊張的生活，一邊做好了隨時撤離的準備。
他將地質調查所的重要標本、在西北考察時研究過的材料，以及個人的重要圖書移至東城的婁公樓。當時設在西城豐盛胡同的地質陳列館還能正常工作，設在西四兵馬司胡同9號的地質圖書館及辦公樓已經搬空，但為了防止被人侵占，他照常到此地辦公。
1937年10月，分所所在地被占用，只有新生代研究室還可利用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辦公地點勉強維持正常工作。地質學家章鴻釗帶來一個壞消息——日本學者要在北京飯店宴請楊鐘健及其他人，楊鐘健敏銳地意識到“宴請定無好心”，決定立刻離開北平南下。
離開前一日，楊鐘健專門到婁公樓新生代研究室辦公，告別自己工作10年的地方。他還專程到著名古生物學家、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葛利普住處與他辭行。
1937年11月3日，楊鐘健踏上了漫長艱難的南下之路，當時他未想到，這一離開竟有十年之久。
? ?輾轉下長沙破解紅色巖層年代之謎
南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楊鐘健于天津坐船，經歷船上“人間地獄”的生活，輾轉煙臺、青島、汕頭、香港等地到達長沙，與地質調查所其他人員會合。
湖南各處紅色巖層分布甚廣，由紅砂巖、頁巖等形成，因為沒有發(fā)現化石，地層年代尚無定論，有人認為巖層屬于白堊紀，有人認為屬于第三紀。
楊鐘健初到湖南，即與同事卞美年、李悅言一起調查湖南紅色巖層。他們多次進行野外考察，一行人在衡陽地區(qū)的土質泥灰?guī)r中，找到了植物化石及介殼類化石，又在綠色泥土中找到了骨化石。
更讓楊鐘健等人興奮的是，在湘江東南岸的紅色巖層中，他們意外發(fā)現了若干骨片。經李悅言提示，確定骨化石中有牙床化石，牙床中保存了一顆第三臼牙，由此確定這是哺乳動物化石無疑，且為靈長類化石。討論數年的紅色巖層年代之謎終于得以揭曉——衡陽地層屬于第三紀初期而非白堊紀。
楊鐘健還著手籌備1938年2月在長沙召開的中國地質學會年會，盡管條件簡陋，人員四散，他們仍收到論文30余篇。楊鐘健作為理事長，在年會上作了題為《我們應有的努力與懺悔》的演講，號召地質學界同仁齊心協(xié)力發(fā)展我國地質事業(yè)。會后，中國地質學會組織地質考察，楊鐘健與卞美年、李悅言一同在湘鄉(xiāng)下灣鋪地區(qū)考察，不僅仔細調查了當地含有植物與魚化石的地層，還勘察了附近的紅色地層，以確定年代。
南京淪陷后，地質調查所保存于南京的新生代標本大半被毀，“多年心血，十九葬送”，楊鐘健苦于沒有研究材料，開始著手編輯《地質論評》。《地質論評》創(chuàng)刊于1936年，“七七事變”時第三期剛剛出版，但實際上楊鐘健等人在北平已經完成了四、五兩期的編輯工作，因此他計劃在長沙恢復出版此刊，讓學術交流與發(fā)表不因戰(zhàn)火而中斷。
楊鐘健還積極為重建中的地質調查所選址。當時，他滿心期待可以重新開始正常工作，并深感“能在炮火之余努力純粹問題方面之追求”，為不幸中的大幸。
然而，長沙并非久居之地，敵機肆虐，湖南大學遭到兩次轟炸，學校的圖書館、科學館與宿舍慘遭破壞。地質調查所籌備內遷事宜，并計劃在重慶、桂林和昆明各設一辦事處，分散工作人員，亦即“狡兔三窟之計”。楊鐘健聽從安排到云南昆明設立辦事處。于是，在長沙短暫停留7個月后，楊鐘健與同事再次踏上南下之路。
? ?烽火擾滇境原始哺乳動物現遺跡
沖破硝煙離開長沙也頗為困難，幸得地質學家謝家榮幾經交涉，幫助接洽了一輛車。楊鐘健與卞美年、許德佑等人得以于1938年6月27日搭車離開長沙。一行人7月9日抵達昆明。
初到昆明的楊鐘健，旋即接洽在滇的地質學者籌備成立昆明辦事處。他與卞美年、許德佑和從事銅礦調查的朱仲和幾經商量，選定翠湖通志館作為辦事地點，金碧公園萬字樓的一部門為化學實驗室。
1938年7月25日，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正式辦公。此后，其他取道貴陽來滇的地質調查所同事先后到達昆明，辦事處20余人集結完畢，地質調查事宜終于可以提上日程。
昆明附近地層極具特色，不易與其他地方混淆。且自寒武紀起，至三疊紀止，各地層均有良好發(fā)育，各層中化石數量之多、種類之豐，遠非北方可比。因此楊鐘健頗有信心，認為眼下昆明地質人才集中，分別做專門研究，必可“為云南地質大放異彩”。
西南各省份的石灰?guī)r、白云巖分布甚廣，加之氣候條件適宜，成就了許多風景優(yōu)美的喀斯特地形。楊鐘健用了許多筆墨描寫喀斯特地形，以及這些地區(qū)的山洞、水系和湖泊。他說，自中生代以來，地質之歷史，以大陸堆積為主，“尤以湖泊為最”。尤其是三疊紀至今，地質演化的歷史其實是湖泊演化的歷史，歷史愈古，則湖泊分布愈多。
在西南的地形中，最著名且多見的就是巖洞，且與中國遠古文化密切相關。西南山洞中保存有兩個不同時期的動物群與人類文化化石，“古者或即為北方周口店之猿人文化，新者亦似可與周口店之上洞文化或其他較新文化做比較”，因此他希望在昆明能繼續(xù)從事像北京的周口店那樣的工作。
此外，楊鐘健還詳細考察了云南，尤其是祿豐的陸生生物。祿豐蜥龍類化石豐富，他們發(fā)現了完整的蜥龍骨架化石。更加重要的是，他們在祿豐發(fā)現了原始哺乳動物遺跡。
楊鐘健研究的新生代又被稱為哺乳動物時代。但中生代以前的哺乳動物多為下等原始哺乳動物，體形纖小，不易保存，所以化石數量極少。也正因如此，中生代哺乳動物遺跡特別受古生物學家重視。祿豐發(fā)現的哺乳動物屬于三疊紀上期，就年代而言，頗具價值。
昆明空襲日益頻繁，轟炸一次比一次可怕，物價飛漲，百姓流亡。1940年10月，楊鐘健迫于形勢再次離開昆明前往重慶北碚。正是在這樣艱難的時局下，他寫下《寄友人》詩：天生我輩必有用，忍看神州半陸淪。指錐雖愧雕蟲技，救亡亦存報效心。
? ?“萬里孤客”路一朝“許氏祿豐龍”驚天下
事實上，自1937年楊鐘健離開北平后，“萬里孤客”的心境始終伴隨著他。他時常因報國無門焦慮不已，“我每清夜自思，在國家危急的今日，而數十年雄心勃勃的我，難道能貢獻于國家社會者還只是幾篇文章幾塊碎骨嗎？”他化悲痛與焦急為力量，在多事之秋、生活條件艱難的北碚設法開展工作，調查了嘉陵江上游與甘南新生代地質，鑒定了四川紅色盆地的地質年代，并在重慶大學地質系開設古脊椎動物化石相關課程。
在重慶北碚，楊鐘健繼續(xù)研究祿豐化石，出版了《許氏祿豐龍》一書，于1941年裝架完成恐龍化石“許氏祿豐龍”的骨骼形態(tài)，這是第一具由中國人自主發(fā)掘、研究和裝架的恐龍骨架。其站立姿態(tài)，象征著中國人民不屈與必勝的信念。
同年，地質調查所25周年所慶時，楊鐘健寫下詩句“古骨藏山不計年，研求亦應著先鞭。泥盆古魚類歐土，三疊爬行似非南。曾考天山獸形跡，又嘆祿豐蜥龍全。難得最是卞氏獸，原始哺乳更無前”，記錄了他的古生物學工作。
1942年秋至1943年夏，楊鐘健與黃汲清、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翁文波等地質工作者一起，赴新疆調查獨子山油田，“在此抗戰(zhàn)期間，這種有關實用的工作至為重要，現征用及我，我自樂于出力”。一行人對新疆，特別是天山南北做了大范圍的實地考察，特別調查了獨子山油礦，同時研究了天山南麓的冰川地質。
1944年，楊鐘健與李慶遠、王鈺、程裕淇4人受派遣到國外考察，他利用這個寶貴機會繼續(xù)進行新生代地層及脊椎動物化石的研究工作。
楊鐘健在紐約見到了曾擔任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德裔科學家魏敦瑞。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魏敦瑞逃亡到美國，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工作，仍從事“北京人”化石研究。魏敦瑞為楊鐘健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提供了辦公室，因此楊鐘健把紐約作為在美國的固定研究場所，修理和研究他攜帶的祿豐哺乳類爬行動物化石。工作之余，楊鐘健還抽空到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匹茲堡等地考察，并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古生物系進行了三個月的研究工作。這是當時美國大學中唯一有古生物系的大學。
值得一提的是，楊鐘健特地到布法羅參觀了自然歷史陳列館。葛利普來中國之前在布法羅工作許多年，對當地的地層和古生物有精細的研究，因此陳列館中有專門的葛利普紀念室。
楊鐘健在紐約也時時關注國內新聞——戰(zhàn)局沒有轉機、物價日益高漲，都讓他憂心不已。終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紐約全市狂歡，中國城的國人喜悅異常。沉醉于勝利的楊鐘健更加迫切渴望早日回國，但是回國前還需前往英國進行地質考察。
1945年9月，楊鐘健離開美國赴倫敦，到英國各地參觀地質機構，并在法國、瑞士等地考察，后由美國返回中國，于1946年3月抵達上海。彼時抗戰(zhàn)勝利，地質調查所一部分已經遷回南京，故楊鐘健直接從上海返回南京。
然而，南京的生活卻讓無比盼望回到勝利之中國的楊鐘健大失所望。通貨膨脹，交通閉塞，各項工作組織混亂，許多資料標本在戰(zhàn)爭中損壞丟失，工作難以步入正軌。他心中苦悶異常，感嘆道“真想不到勝利回國以后，我竟陷于彷徨的境地，其心緒不安為多年來未有”。
多方考量之下，楊鐘健離開了工作20年的地質調查所，赴西北大學擔任校長之職。此后楊鐘健困于校務，一直未能安心做研究。直到新中國成立，楊鐘健看到了重新進行新生代研究的希望和機會，前往北京，開啟了我國古生物學研究的新征程。
1934年5月，裴文中、李四光、德日進、卞美年、楊鐘健、巴爾博（從左至右）在北京周口店辦事處的院子里。
1944年，楊鐘健（左一）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博物館參觀。
楊鐘健手繪的“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重建圖。
1937年，楊鐘健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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