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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長年奮戰在深海科研第一線的年逾八旬的資深院士，新學期主動請纓，面向全校師生開設一門名為《科學、文化與海洋》的公共選修課，以引發青年學子對“科學與文化”二者關系的再認識，啟迪、激勵年輕人共同深耕校園創新文化土壤，勇于投身科學創新實踐。近日，由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汪品先教授主講的這門課正式開講，首堂課的主題為“科學與文化——好奇心、幽默感和創造性”。

　　 “現代科學是在文藝復興中產生的，科學根植于文化的土壤。”汪品先首先從現代科學的起源說起，他說，許多國家設有“藝術與科學院”，將科學與文化兩者放在一起，科學和藝術的共同點，都是創造思維、創新沖動。比如，作為文藝復興時期代表人物的達·芬奇，近來被稱為“現代科學之父”，因為他留存的6000頁手稿與插圖涵蓋眾多學科領域，僅解剖學的圖畫就達200多頁，但并未發表，因此甚至有人說創立現代科學的不是牛頓，而是達·芬奇。再來看我國，情況則不然，從科學院到高考均實行文理分家，導致中間出現斷層，而斷層犧牲掉的正是“創新”。在汪品先看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提法，極大地提高了科學的地位，但是科學又屬于文化范疇，所以科學既是文化又是生產力，“我們過度強調了物質，冷落了科學的文化方面”。

　　 汪品先說，科學對社會的貢獻既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也包括無形的精神升華，為此，科學家的工作不可能單純用“產生多少價值”、更不能用“拿到多少經費”來衡量，“科學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進文化。假如科學家失去文化滋養、缺乏探索驅動的科學研究，只能做技術改良，難以有創新突破”。

　　 以布魯諾、魏格納為例，汪品先說，回顧科學史上的許多重大突破，科學家不但幾十年如一日、如癡如醉地潛心探索，甚至可以為追求真理而獻出生命。許多重大的發現，研究者本人一沒發財、二沒當官，生前潦倒一世，身后才被追認，“這與今天我們按論文數目發獎金、科研立項時就盤算著得幾等獎的科技‘文化’相比，相去何止千里！”

　　 “我們從來都是把科學描繪得太嚴肅了，學生一說科學就是考試。”汪品先說，科學本來是“好玩的”，既“有用”，又“有趣”，而“有趣”這點說得太少。而真正的原始創新往往是源于“有趣”，“我研究這個問題，如果有用，那我太高興了；如果沒有用，我還是要研究，因為解決不了我睡不好。”汪品先指出，科學創造往往伴有“幽默感”，他認為，在我國的科學交流中，活躍氣氛不足，拘謹呆板有余，嚴重缺乏幽默感。

　　 而科學表達中的“幽默”，有助于思想的表達、傳播的效果和爭論中的主動處境，“具有突破性的科學思考，和文藝思考之間在創造性上并無區別。”

　　 “深層次的創新要求有文化基礎，‘源頭創新’是一種文化行為，和文藝創作有共同的特點。”汪品先認為，以中國之大，想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生產力、改變社會發展的模式，就不可能學小國走取巧的途徑，必須形成具有創新能力的群體和社會，要求建設“創新文化”。汪品先還痛斥了時下的學術造假行為，他認為這正是“過分強調科學帶來的利益，過分忽視科學的文化本性”所致。他說，科學不是競技，更不是賭博，科學是文化，如果科學缺乏文化基礎，科技創新的能力不僅不能發展，科學造假之類的“學術不端行為”就可能出現。

　　 科技和文化間的斷層，十分不利于創新思維的發展，斷層的成因何在？在汪品先看來，除政策之外，還在于“缺乏兩者之間的橋梁，缺乏文化人的科學興趣和科學家的文化素養，缺乏‘兩棲型’的人才”。這類人才在發達國家產生著巨大的社會效應，而我國至今對此仍缺乏認識。

　　 最后，汪品先語重心長地對同學們說：“我們的責任是在當代科學和華夏文化之間架筑橋梁, 還自然科學以文化本色, 賦傳統文化以科學精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化藝術的相互交融，是科學創新的最佳土壤。”

　　 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青年教師肖文申老師說：“汪先生以八十高齡主動為學生開人文素質課，為我們青年教師樹立了榜樣。振興中華需要軟實力，我在今后的教學中要注重引導年輕學生尋找科學中的樂趣，培養他們的科學創新精神。”為了供選課的同學對這門課有所了解，汪品先還專門給同學們寫信，對課程作簡要介紹。他在信中這樣寫道：這門課并沒有“要考的”知識，也不教你“有用”的技巧。這門課目的只有一個：讓你多想想。它將向你鼓吹科學就是文化，科學創新要有文化元素。文化，要注入科學進展的新鮮血液；科學，要點亮文化積累的智慧之光。